组织化发行革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报童的团结、培养与教育 | 政治

 导 读 

报童是晚清以来中国报刊发行的重要基层力量，也构成了城市社会的重要议题并为多方所重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调用报童发行力量，既有力地解决了国统区、敌后等多地的报业发行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其他政治势力、经济势力的发行垄断，并进一步完成报童的民主革命身份改造。

组织化发行革新：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报童的团结、培养与教育

作者：郭  冲

 摘 要 

报童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报刊城市发行的重要基层力量。经史料爬梳发现，报童也构成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不少城市打破发行垄断并再造发行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文化、思想、政治等教育内容对报童实施组织化革新，也促使报童由衣食无着的职业底层群体转化为集信息传播、情报沟通、对敌斗争等功能于一身的积极自主的民主战士，完成职能的丰富与拓展。这一历时性、全局性过程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底层工人阶级进行团结、联合与组织化的优越路径。

 关键词 ：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 报童教育 组织化

19世纪中期以降，报童作为城市及周边地区报业发行的终端力量，在中国报刊发行史上承担着重要的职能。它既构成了新闻职业化群体的重要底层节点，也是晚清以来报业资本垄断的集中反映。目前，学术界对报童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重庆《新华日报》的报童，此类研究不仅对新华报童的职业生态、日常生活、福利和教育等做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1]，也对报童在《新华日报》的发行、阅读与编读互动中的作用进行了探究[2]；还有研究从民国时期的报童考察视角切入，关注报童出现的背景和社会意义等议题[3]；此外，一些对近现代的教育史、人物的研究中，也有部分涉及报童的篇幅。

经史料爬梳发现，清末民初报童发行广泛活跃于各大中城市，不仅作为当时重要的社会力量受到广为关注，也是反映清末以来新闻发行变迁的直观参照。抗日战争时期，报童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报刊在国统区、敌占区等地的直接发行力量，除受到广为关注的重庆新华报童外，报童也广泛出现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延安、成都、郑州、桂林、西安、自贡、昭平、韶关等地。抗战后，报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打破国民党、报贩等垄断发行并实施发行改革的重要倚仗。更为重要的是，在上述多数城市，中国共产党对报童的调用不仅体现为直接的批发-销售，也对其展开文化、思想、政治等多层面教育，并借此完成组织化改造，促使报童从分散的底层职业个体转化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构成。在此过程中，报童的社会职能也从单纯的报刊发行终端，扩展为集信息传播、情报沟通、对敌斗争等功能于一身的民主主义战士。相较于清末民初社会各界对报童的教育，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对报童问题的改造和报童群体的重塑，集中反映了其在组织化发行革新方面的优越路径。

一

清末民初作为社会议题的报童

作为城市报刊发行的终端，报童几乎与近代商业报刊同期诞生。1872年7月，《申报》就开始招揽报童售报[4]。至1949年前后，上海报童报贩总数约3400人，其中报童占比过半。到民国初期，报童的发行范围已越出城市及周边地区，进入其他场域。例如，不晚于20世纪40年代，报童开始进入京沪铁路列车售报，上海周边汽车客运线路也增设了随车报童售卖报刊。

清朝末年以来，都市中流动的报童伴有口号呼喊，在视觉图景和声音景观双重层面上成为重要的社会构成，也受到媒介的广泛关注与书写。20世纪初，科举制取消，作为社会基本构成的职业及其思潮开始兴起，报童作为发行行业的底层力量受到更多的关注。1914年，刘传厚主编的语文教科书《新编中华国文教授书（第七册）》就设置了“卖报童子”一课，向学生传递“家虽贫而学业无废”的报童形象[5]。1915年，屠元礼所著《新制中华国文教授书》也沿用了这一题材[6]。抗日战争爆发后，报童形象不仅广泛出现于各类国人教科书之中，也被日伪政府教科书所集入，如北京日伪“教育总署编审会”出版的《高小国语教科书（第一册）》就编有“卖报童子的快活”一节[7]，以麻痹儿童。1949年3月，国民党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主编的中小学体育教材《小学韵律活动》中设计有“踢踏舞——卖报童子（男女生）”并配有舞步，供五年级男女生练习[8]。此外，报童也成为戏剧、连环画、歌曲等重要艺术的创作主题，广为传唱的《卖报歌》就是聂耳有感于上海报童生存境况所作。上述社会性关注、书写与传播，又进一步构成了清末民初重要的文化景观，反复昭示报童的重要性。

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报童不仅处于社会生活的底层，也处于分配不公的职业生态下，这构成了清末以来新闻界乃至社会的重要议题。从社会来源看，报童多出于社会底层失产家庭，也有不少是从“沦陷区里出来避难的孩子”[9]，派报收入成为报童家庭收入的支柱。例如，1946年，昆明700多位报童就“养活着几百个贫困家庭”[10]。不晚于20世纪初，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报业发行仰赖于报贩的职业生态就已形成[11]。1935年，胡政之论及报贩垄断发行问题，认为“报阀”是“中国报最难经营的一点”。各地“报阀”势力把持操纵报业发行[12]，新办报刊尚无与之抗衡之力，作为个体和下游零售主体的报童成为资本高度垄断下被剥削的对象。抗日战争爆发后，物价飞涨加剧了报童困境，具备写作能力的报童李碧天在战时“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故而“在饥饿线上挣扎”[13]。在报贩盘剥下，报童为凑够批报本钱，往往需要“拾垃圾，摆茶摊，卖棒冰，做小贩”，“一点一滴地积攒”[14]。此外，年纪小并流动于城市各个角落的报童往往受到各种势力的欺压，报头、军警、特务、流氓等殴打报童、撕抢报纸、抢劫报费的现象屡有发生。

二

各方对报童问题的关注和应对

清末以来，社会各界对报童问题不仅广为关注，也提出并实施了不同的策略性方案。新闻职业机构是较早关注报童问题的组织之一。早在1926年10月，成舍我就发布《〈世界日报〉附设报童工读学校章程》，提出通过开设20个报童工读学校，收录北京地区报童的设想。按照章程，每校设两个教学班，上下午两班交替学习和卖报，以此完成做工与学习的双重任务[15]。报童群体自我职业意识的觉醒促成了自我组织、自我教育。金华报童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1939年，在抗战建国、社会教育等思想影响下，出于对自身被“社会人士所忽视”的现状的认识，尤其是对自身职业“生活太散漫无组织”状态的觉醒，金华《东南日报》报童在报馆支持下组成工读团。工读团既响应全国青年会“隔日报纸运动”的号召，积极收集隔日报纸寄给前方作战将士；又发起自我教育工作，举办“救亡歌咏训练”“集体的座谈”和“识字教育”等活动，“把自己组织了起来”[16]。

报童问题也成为职业教育机构的重要关切。20世纪30年代，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市区成立“报童工学团”，主张“工以养生”，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教报童读书识字。1938年，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发起组建的上海儿童保育会以兴建报童学校、救济和教养孤苦儿童为主要目标，前后在上海兴建10所报童学校[17]，以学者演讲、教师授课、家庭访问为主要方式，教授包括“阅读报纸”“计算”“写生活日记”等内容[18]。沪上不少报刊对此类报童学校提供了一定帮助，如《申报》为学校出资，并为报童提供马甲、报袋等[19]。1946年，昆明职业组织中华职教社，依托自动小学发起由“小先生们”为当地报童提供读书机会并赠送书籍的活动，受到报童群体的广泛欢迎[20]。1946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也招收了部分“小报童”入学学习[21]。

尽管社会各界对报童问题深切关注，但受限于组织经费、时间等因素，报童帮扶、教育活动往往昙花一现，受帮助的报童相对于群体基数而言通常也寥寥可数。上文提及的昆明中华职教社的报童教育活动招收不足百人，相对于昆明超700人的报童群体而言数量不算充足，其他报童不得不“含着眼泪”站在门口呆望[22]。声势浩大的上海儿童保育会创办的10所报童学校，截至1938年12月招收报童约367人[23]，至1939年4月也仅达500余人。更为重要的是，民初报童教育的路径以职业教育为主，如儿童保育会主办的报童学校强调“以训练成健全之报贩、健全之国民为目的，尤注意其本位职业之指导”，培养“‘做人’‘做事’态度，‘敬业’‘乐业’精神，站在自己职业，继续不断的求长进”[24]。但相较于其他力量，近代中国职业力量相对孱弱，在报童教育的数量、存续时间、抗风险性等多方面均难以支撑起职业教育的路径。抗战爆发后，政治局势多变、国内经济凋敝，职业教育路径的依托力量受到进一步削弱。报童问题尽管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已引发社会关切，但职业组织开设的报童教育既因为力量弱小而难以长期为继，又无力对抗报业资本垄断下的报贩压榨，因而难以根除报童职业生态形成的根本社会机制。正因如此，尽管不少报童学校都以对抗“报霸”“报阀”为出发点，但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三

组织化培养：中国共产党对报童的团结与教育”

抗战爆发后，通过国共合作及相关谈判，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占区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报刊发行。不过，国民党势力仍利用派报职业公会、特务、军警等多重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在此背景下，为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和满足实际报刊发行需求，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大城市，打破长期以来的报贩垄断发行，开始以报童直接发行。为应对报童的职业生存困境并团结报童，中国共产党对报童实施了系列教育与组织化编制，使之由离散的发行职业个体转化为党领导下的民主主义革命队伍的有机组成。经此过程，报童摆脱了既往窘迫的生活状况与低下的职业地位，转化为受到知识和思想武装的革命战士。其中的不少人在1949年前后流向广大根据地和新中国的不同行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参与者。

（一）文化与政治时势教育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化与政治时势教育并重就是党在边区、敌后的重要教育理念。抗战以后，党将这一理念植入各地报童教育。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至少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开展了因时制宜的报童文化与政治教育。

报童文化课教育以识字等内容为主要目标。尽管囿于战争时期形势，文化课教育往往只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但中国共产党仍然创造条件为报童进行识字、算数等方面的基础教育。重庆《新华日报》社每晚在营业部为报童开设文化课，每周都有时事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还安排编辑和记者讲课，周恩来、吴玉章等都曾为报童讲过课。“发行科同志负责报丁、报童的文化学习，根据他们不同的文化程度，有的是定时上课，有的是组织自学。”[25]1948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派遣5位党员进入上海报童学校，亲自担任学校教师，为报童讲授文化知识[26]。

针对报童的政治时势教育主要围绕着对敌立场和反对国民党迫害两方面进行。学习的材料则为报刊、革命故事和理论文章等。为兼顾报童学习水平，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派遣下，各地报刊的记者、编辑和领导人等同志主要负责报童教育工作。194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商报》在香港出版，“招纳20多人的报童队伍，进行派报”。党组织指派专人为报童上课，要求他们学习政治时事，学习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革命歌曲[27]。1940年，《新华日报》在自贡地区发行量居当地之冠，尽管发行任务很重，但自贡经销处的报童政治教育仍“抓得很紧”，每天都必须抽时间学习。学习内容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及其他一些报刊上经领导勾划的文章”为主，还安排了贾亮、王志清等同志辅导报童根据自己的文化水平自学马列书籍，如《大众哲学》《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等。1947年后，新华报童转入延安，考虑到此前报童未能系统学习中国革命的道理，组织安排报童进入“青训班”学习文化课、政治课和军事课，尤其是有计划地补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基础理论课。为此，李维汉、熊瑾玎、王炳南、张友渔等同志都曾做过相关专题报告，教学完成后，还组织报童学员们讨论学习心得、交流思想[28]。

（二）思想与立场教育

在文化与政治时势教育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还在各个城市培养报童的战斗与思想立场。这能够更好将报童从分散的职业个体凝聚为统一的群体，也能够更好将报童从被动的卖报者转化为有思想、有立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构成。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相关领导者通过对斗争局势、斗争短期与长期目标的分析，帮助报童建立革命立场。1946年，中共《解放》报利用等待分报纸前的15分钟为报童展开政治立场教育，既结合当天报纸第一版的重要内容进行，也融入孙悟空、梁山好汉等名著形象以及“解放区儿童打日本鬼子、捉汉奸”等斗争故事，帮助报童建立“反对内战，建立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愿景[29]，“提高他对社会上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30]。1948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新少年报》发起有益活动、开展集体生活，促使包括报童在内的少年儿童认识到人民的苦难和祖国的屈辱、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统治之间的关系，提高了革命觉悟。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利用组织建设的法宝——民主生活，来进行报童思想教育与情感联络。党组织在上海的报童和流浪儿童中开辟工作，深入报童的生活和家庭中，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对待报童，经常召开座谈会、诉苦会，“激发起报童们的阶级仇，民族恨”，激发报童对于“剥削、压迫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势力的认识，促使他们建立坚决斗争的立场和思想[31]。新华报童投身到《新华日报》馆这个革命的大家庭后，也受到思想上、生活上的亲切关怀，与“各自的苦难经历感受到强烈的对比”，解除了压迫和剥削，真正获得“劳动者的尊严”以及“阶级的情谊、同志的友爱”。通过革命思想的教育，报童们认清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在思想上跨越到一个新的高度”。《新华日报》报童管理工作者章介指出，新华报童在很短的时间内成长为无畏的革命战士，“强有力的思想工作是决定的因素”；北碚发行站的左明德认为，正是通过思想教育，报童们“很快提高了阶级觉悟”，也提高了“他们为革命发送《新华日报》的自觉性”，这种思想教育的力量是“国民党反动派根本无法理解的”[32]。

（三）组织化的报童：统一编制、调派与流动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开始了组织建设的摸索，在建立党组织、形成组织化活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组织建设构成了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基础，而这一组织经验也被运用到对报童的教育和团结中。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报童教育中督促报童自我组织、形成联合。中国共产党党员深入上海报童学校，建立由党直接领导的地下少先队组织，开设“铁木儿团”“青鸟读书会”等组织，团结了上海地区的报童，通过各种组织化的运动，如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报童学会了“组织起来搞工作”。北平《解放》报位于国统区，面对着国民党严酷的镇压和敌对，报社工作人员不仅对报童展开教育，还“把报童们组织起来，让他们联合起来，自己保护自己”，形成联合作战的集体[33]。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着力对各地报童进行组织化建设。在党的组织和教育下，不少报童提升了阶级觉悟，纷纷申请入团、入党，形成组织化的力量。例如，香港中共《华商报》的“大多数报童都参加了团组织，定期过民主生活”[34]。新华报童经过晋绥解放区“青训班”的学习后，学员们“纷纷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周恩来同志还特别叮嘱延安当地根据实际情况，帮助报童解决入党问题。到1947年冬，“大多数报童经上级党委批准，分别被光荣地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35]。1949年春，上海地下党组织建立的“报童近卫军”通过宣誓建立组织仪式感，孩子们庄重宣誓：“把我的一切都献给革命事业。”

相较于其他社会组织对报童救助的瞬时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还根据形势变化和革命需要机动调派地方报童，并将其纳入组织编制、融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之中，形成流动的有机革命力量。按照就近原则，上海地区不少报童分批安排调入苏南地区参加新四军抗日部队。据报童肖舟回忆，他被安排进入苏南常熟，加入“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成了一名抗日的战士”，后又被编入新四军第六师，“转战在苏（州）常（州）太（仓）地区；经过反‘清乡’，又转成在江（都）高（邮）宝（应）地区”[36]。广东地区的报童则随着时势的变化，调至广西、香港等地。1945年，广东东江纵队北撤后，组织调配部分报童到香港派报，报童谭耀就因年纪尚小，从东江纵队调去香港《华商报》做报童[37]。这批报童也促进了《正报》在香港尖沙咀、九龙旺角、深水埗等地区的斗争与发行力量的增长[38]。西南地区《新华日报》报童因数量可观且互有联络，也常根据发行需要进行调配。例如，重庆总馆报童戴宗奎因“工作突出被任命为报童领班”，后由于“成都分馆发行阻力较大，便被派往成都”负责发行工作[39]。1947年初，国共谈判破裂，中国共产党安排后方新闻工作人员尤其是新华日报驻留渝、蓉两地公开工作的全体同志返回延安，新华的报童也随行调离延安[40]。进入延安后，党组织即安排报童“从延安行军东渡黄河，到晋绥解放区山西省临县的三交镇”，开展理论学习，为随后跟随部队入川做干部储备[41]。

事实上，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童数量并不多，且零散分布于敌后、国统区、沦陷区等的各个城市，但党对报童队伍的团结、教育和领导，尤其是组织化教育与编制是一以贯之的。据北平《解放报》编辑部负责报童队伍教育和建设的刘振民回忆，1946年6月，该报撤离到张家口后，他曾向晋察冀日报社发行科的一百多位同志汇报北平《解放报》报童的斗争情况，并整理成为文章在杂志上发表[42]，引发对报童发行经验的总结和交流。

四

民主革命事业参与者：报童职能的转换

通过培养与教育，既获得文化涵养又受到思想政治理论武装的报童，逐渐从流散的职业个体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组织化集体。在此过程中，作为革命有机力量的报童也开始在报刊发行外担负起其他职能。

（一）报刊的发行与扩展

报童发行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打破报业资本、行业垄断，应对国民党封锁的重要发行手段。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与组织下，报童从被动的送报者逐渐转化为报刊发行的主要推动和扩展力量，成为报刊发行的动力机制。

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代表，正是依靠报童在发行方面打开局面，该报才得以在国统区展开发行并影响受众。新华报童“对送报卖报的路线，对工人、学生的活动规律以及稽查的活动都十分熟悉”，在开拓新线路之余，还能解决发行过程中的突发问题，“避开稽查的检查把报纸安全地送到读者手上”，“当送报、卖报的路线发生困难问题时，经常是他们去解决的”。据报童纪兴平回忆，他到学校送报，总是不厌其烦地说服动员读者，“几次、几十次作工作，终于说服”[43]。通过这种宣传工作，扩大了报纸的订户。

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北碚发行站成立初期，为抵御国民党的封锁和打压，开始建立以“积极可靠的青少年”为基础的独立的报丁、报童发行队伍。尽管报童年纪并不大，“小的十二岁”，“一般都在二十岁以下”，但他们已能独立开辟和扩展报纸发行工作。1942年调至北碚发行站的13岁报童何立业与黄光武两人共同开辟了北碚至合川的送报路线，“由北碚—澄江镇—草街子—盐井，走到合川”。在报童的努力下，北碚地区《新华日报》不仅销量显著，也对当地民众产生了不小的舆论影响。1944年，国民党“军统局渝北特区北碚组”向“渝特区”递交的情报就称：北碚“惟新华日报送到特早，各报难占优先”[44]。

（二）信息、情报的传递

报童因其送报的工作性质，活跃于城市及周边地区，又因年纪较小便于伪装，相较于其他力量能够更为及时、灵活地传递信息。因而，经教育、组织的报童，在送报之余也承担了信息与情报传递的任务。

1932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地下情报工作者文媛在上海从事“交通报警工作”。彼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员在上海传递情报、互相联络极为困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要冒很大的风险”。一次，中央保卫机关情报工作者黄阿平被捕，为保安全，组织安排文媛等人紧急转移，情报就是由组织排遣的小报童送到的，纸条上书“家父（母）病重，快回南京”，夹在报纸中间一起送到，为地下工作者转移及时传递了消息[45]。

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重庆办事处常受到国民党的检查。一次，张裕如在送宣传品到军委会稽查监督处的过程中被对方扣留，办事处人员收到消息去歌乐山报告周恩来未果，所幸他“出事后设法通过报童递了一个条子出来”，办事处同志才得以知晓扣留的具体情况和确切的关押地点，并汇报周恩来同志积极营救[46]。

1944年，湖南大学经济系学生前往重庆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但一直不得其门而入，几次投书《新华日报》也未获得回音。随后通过新华报童“捎书带信”，才得以与通联科胡君晦同志取得联络，受到热情回应，并与中国共产党南方局青委书记刘光会面[47]。

（三）思想宣传与情感联络

作为大众媒介，报刊的受众往往是匿名的，传播者难以与受众建立直接的联系，更难以采集有针对性的受众反馈。但以报童这一分散的传递主体为中介，中国共产党报刊能有目的性地向受众传递思想观点，并建立直接的情感联络。

事实上，报童常兼任派报中的宣传主体，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和最新的政策精神传达给不同的受众群体，从而影响受众，增进受众在特殊时期对党的了解和支持。重庆新华报童是其中的鲜明代表：据报童回忆，他们不仅送报、卖报，赴学校送报时，由于学生们“很关心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很想知道解放区的情况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消息”，报童就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向学生们宣传，学生常常围成一堆倾听，并提出一些问题，如遇到反对意见，报童还与学生开展辩论。这样，不仅向受众群体宣传了共产党的思想和政策，也扩大了报纸的订户、对受众进行了说服教育。除学生群体外，报童利用公开身份，还把学到的革命道理机动灵活地向工人、职员、居民等不同群体口头宣传，“他们都很愿意听”。得益于报童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在重庆周围得以广泛传递。1944年前后，国民党军统局多次派发函件称，《新华日报》“指示其素有训练之报童及报贩，以口头传插方式，乘机播送种种无稽谣言”，范围遍布当地“各士绅”。军统局情报也直接指出，报童“乘机向下层社会作左倾宣传”，“宣传新华日报之地位日趋巩固，非任何人所能摇撼者”[48]，这从侧面证实了报童在思想宣传方面起到的突出作用。

此外，报童年纪较小，性格活泼，能够在与固定订户的长期相处中建立感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主人士茅盾辗转来到重庆，居住于交通不便的唐家沱乡间，报童阎传贤每天都从报社赶去为茅盾送报，二人因而成为忘年交[49]。复旦大学由上海江湾迁至重庆北碚的对岸夏坝后，《新华日报》在复旦的发行量有三四百份，平均五六个学生便有一人订阅，每天均由小报童送至“每位学生订户的枕头下或门缝里”，经过长期的联络，报童与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50]。美联社记者李敦白就常在昆明街头通过报童“暗暗地索购《新华日报》”并和报童们成为朋友，报童还为爱读《新华日报》的李敦白介绍结识了《新华日报》的彭小鹏、李国华等同志[51]。

（四）配合革命斗争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报刊发行活动中对报童这一发行主体的教育，促使组织化的报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的重要对敌斗争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48年，《新少年报》迫于形势停办，上海地下党组织原发行队伍中的报童们成立“青鸟读书会”和“铁木儿团”等秘密组织，指示报童们“秘密侦察国民党军队兵力情况，向反动分子投递‘警告信’，散发传单、贴标语，保护学校”，报童们认识到，“每一张传单就是射向反动派的一颗子弹”，因而“以送报卖报作掩护，把传单混在报纸里散发”。报童们不仅机动灵活，而且策划了行动路线和进退方式，并规定暗号、做好分工，完成了任务[52]。为完成党组织“搞清市中心敌人军队占据的一些大楼和各个交通要道、碉堡、哨兵等布防情况，编制一份详细地面敌情图”的使命，年纪较小但比较机灵的小报童，利用卖报送报可以到处跑的机会，“到驻有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大楼附近去摆菜摊或卖烧饼”，“出色地完成任务，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53]。

不仅如此，为把“更多的孩子团结在报童近卫军的周围”，党组织开展“好朋友团”，吸收报童学校内外大大小小的报童，并团结起许多流浪儿童，开展“三光行动”，即“把敌人的标语撕光，把我们自己的标语和宣传品贴光、发光”[54]。上海解放前夕，“好朋友团”人数众多，分为三个分团，通过“学唱革命歌曲，组织座谈会，宣传解放战争胜利形势，发动大家做红花、红五角星，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保护报童展开活动的“纠察队”等活动展开配合革命斗争。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报童学校的老师、报童近卫军和好朋友团的同志都根据党组织决定，编入人民宣传队”，“在市中心区演唱革命歌曲，扭秧歌，打腰鼓，欢庆解放”[55]。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原报童通过组织，“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工作”[56]。

五

结语

1949年后，对报童的管理和团结通过国家和地方政策文件进一步确立下来。上海解放后，经历了斗争考验的“报童近卫军”在组织中纷纷入党、入团，并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南下工作团，或赴华北、东北，流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岗位。1950年，为纪念报童在上海民主主义革命中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并延续报童学校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政府拨款在“黄浦区松厦路给报童学校买下了一座房屋”作为报童学校的固定校舍，而报童学校也成为上海市革命学校的重要遗存被保留了下来[57]。同年，邮电部发布了对各地邮局接办发行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邮局对所有报刊的报童进行团结改造，表现优良者应“逐步分别录用为邮局正班人员”，并将各地报童“有计划地登记并组织起来”。自此，报童被纳入到邮局的统一管辖范围内，全国范围内的报童都得到了妥善的管理、团结和安置。报童集聚的上海市也取缔了报头的批报权，建立派报分会筹委会，使清末以来报童被欺压的职业状况成为历史[58]。

报童是中国共产党积极调用的能够对抗国统区、敌占区等地新闻检查、报刊封锁的重要基层发行力量，以此为基础，党不仅得以在不少大城市顺利完成发行，而且借此完成信息交流、情报传递、沟通联络与民主战斗等革命时期的重要职能。从这个意义上看，报童已超脱报刊发行力量的角色，成为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构成。从深受压迫的发行边缘群体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力量的身份转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报童的安置，不仅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底层工人阶层的团结，也反映出党以思想、政治等教育实践为依托，对既有媒介发行力量的灵活调用与组织化改造实践路径的成功。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报童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有力过程，既着眼于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又贯彻各个区域间的全局性考量，在地理空间上有机调配、在时间上和政策上连续不辍，这与民初以来社会团体、职业力量等势力对报童发行问题的介入形成鲜明的印照。这种差异既直观反映出职业路径应对资本垄断下发行痼疾的弱势，也揭示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根除报童问题所深植的资本垄断等职业痼疾，重塑以报童为代表的底层新闻从业者的根本生存境况。这一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优越性的直观体现。新中国成立后，《解放日报》登载了上海报童小学师生向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一封信，报童们在其中直言，“在旧社会里过尽牛马生活、被人认为是臭瘪三的报童”，在新中国“感到无限的光荣、骄傲和幸福”[59]。

 注释：

[1]此类研究较为丰富。如，李楠.《新华日报》报童群体的职业生态与生活研究[J].今传媒,2019(11):67-69;《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成都分会.新华报童[M].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

[2]董昊.发行、阅读与编读互动：重庆《新华日报》的阅读史[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12):21-37.

[3]刘钰潭.“卖报小行家”：民国时期的报童考察[J].新闻记者.2022(7):88-96.

[4]黄升民.广告观——一个广告学者的视点[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6:6.

[5]刘传厚.新编中华国文教授书:第七册[M].上海:中华书局,1914:16.

[6]屠元礼.新制中华国文教授书[M].上海:中华书局,1915:51.

[7]（日伪）教育总署编审会.高小国语教科书:第1册[M].北京:新民印书馆,1940:97.

[8]踢踏舞——卖报童子（男女生）[M]//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高棪.小学韵律活动.南京:正中书局,1949:107.

[9][16]流流.金华的报童[J].青年抗敌特刊,1939(33):9.

[10][20][22]日晓.小报童生活[J].云南妇女运动史资料,1946(12):377,377,377.

[11]齐辉,张蒙.中国近代报贩群体与报界发行的博弈[J].新闻记者,2022(4):87-96.

[12]胡政之.作报与看报[J].国闻周报,1935(1):15-20.

[13]李碧天.在饥饿在线挣扎的报童生活[J].战时记者,1940(6-8):60.

[14][31][52][55][57]屠国良.报童的战斗[M]//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95,195,195,195,195.

[15]程曼丽,乔云霞.中国新闻传媒人物志:第5辑[M].北京:长城出版社,2014:90.

[17]邬正洪.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8.

[18][23]上海报童学校工作概况[J].教育杂志.1938(12):88.

[19]朱泽甫.和陈鹤琴先生相处的日子——在陈先生支持和掩护下开展党的基层工作[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上虞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上虞文史资料:第3辑.1988:76.

[21]周洪宇.开拓与创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238.

[24]报童学校鸟瞰[J].战时记者,1939(8):91.

[25][28][32][35][41][43][44][48]《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成都分会编.新华报童[M].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30,4、41,24、30、135,4,4,20、6,135、158,60、161.

[26][53][54]郑洸,吴芸红.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245-248.

[27][34]何继宁.华商报的报童生活[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38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188.

[29][33][42]刘振民.一场特殊的战斗——北京《解放》报的片断回忆[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43辑.1993:18,18,18.

[30]孙政.一百天战斗的历程——北平《解放》报从创办到查封[M]//.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亲历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237.

[36]肖舟.第七报童学校[M]//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人民与新四军.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170.

[37]谭耀,李小恒.宠辱不惊的“钢铁战士”——记江南支队战斗英雄谭耀[M]//虎门镇人民政府.虎门文史（第4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280.

[38]陈平.《正报》在香港出版发行情况的回忆[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141.

[39]向雪娇.非常与日常：抗战时期重庆新华报童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2:76.

[40]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438.

[45]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金寨县档案馆.将军县的初心故事[M].北京: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0：154.

[46]《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第三卷[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238.

[47]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公室,湖南大学校史编写组.岳麓风云[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5.

[49]魏仲云.茅盾在唐家沱的生活和创作[M]//政协重庆市江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江北区文史资料:第10辑.1995:139.

[50]张正祥.怀念胡作霖同志[M]//重庆市北碚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碚文史资料:第7辑.1995:156.

[51]河北省广播电视厅史志编委会.张家口、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M].1989:84.

[56]一位老地下党员的学术人生：段镇所长访谈录[M]//上海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老专家口述历史”课题组.岁月无痕 学者无疆——上海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口述历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36.

[58]武志勇.20几则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上海派报业的史料[M]//孙逊,陈恒.书写城市：文学与城市体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41.

[59]报童上书毛主席[N].解放日报,1950-1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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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新闻教育研究（1921-1949）”（项目编号：22CXW00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4批面上项目（项目编号：2023M740726）。

 作者简介 

郭 冲，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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